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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在《人民日报》撰文分析称，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就是要把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实施更为便捷有效的经济社会管理事项下放给地方，把地方切实需要也能够有效承接的事项下放给地方，特别是行政审批、便民服务，资源配置、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社会治理等具体事项要逐级下放，增强地方治理能力。

“希望不久的将来，国内外的游客到了杭州，除了逛西湖，喝龙井茶，还能够到我们的剧场看越剧。就像全世界的游客到了伦敦，就会到西区剧场去看一场戏。”2017年底，作者在杭州采访了茅威涛，讲述她与越剧的故事以及退休后的宏伟蓝图。退休《寇流兰与杜丽娘》从伦敦演出回来，我就开始想退休的事情了。

赵耀先生，中国国籍，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工商管理硕士，厦门大学经济学学士，CFA（美国注册金融分析师），具有基金从业资格。多年证券、基金工作经历，2004年7月至2007年8月任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易部交易员；2007年10月至2011年9月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财富管理部交易员；2011年12月加入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备组，2012年6月任公司交易部交易员，现任职于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为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机关组织应该进一步分离管控与资源中心和能力中心，管控的职责是承接集团与公司的意志，采用定岗定编管的方式管理；资源中心的职责是高效支撑作战，采用市场机制运作与考核；能力中心承接战略诉求，既参与作战，也要负责能力的主建的工作，采用能力评估和市场机制运作与考核。能力及资源一步获得的办法，是旅途费用进入空耗，让多个资源中心、能力中心比赛谁更得前方欢迎。

张军教授在今年出版的《大转型：中国经济改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论证说，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对价格”，因为在市场还不完备的条件下，不可能存在正确的价格，而是“做对激励”（getting incentives right），这恰是后发国家到了追赶阶段，在给定约束条件（尤其是金融不完全这个约束）下最优的发展策略。在笔者看来，我国金融不完善并非是一个外生的约束条件，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恰恰也正是转型过程中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一部分，在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具体策略上，这样的“金融抑制”也起到了压低资金价格的作用，由此间接促进了企业的资本积累。只是，在这个相当长的“动员性金融”向“配置型金融”转换的过程中，银行长期为企业提供融资，家庭与个人几乎是被忽略的。

越剧发展到今天，我知道已经有瓶颈，你必须要跨到市场里面去。我当初当团长，承诺给大家每年增长3%，我没有食言，我每年都做到了。我当初说，吃咸菜也要把越剧唱下去，后来我发现，吃咸菜越剧是唱不下去的，我改成“唱越剧凭什么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后来大家也都有车、有房了。